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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ublished on 台灣好生活電子報 (http://2007.taiwangoodlife.org)

讓台灣免除屈打成招的恐懼

*司法有罪,三人無罪/攝影/周馥儀/2007  

蘇案再審宣判那天,我和關心的朋友們來到高等法院。不同於四年前的「無罪判決」,這次法官的判決又回到原點,蘇建和三人被判「死刑」。這樣的結果,讓在場的我們都錯愕流淚,難過法官將「李昌鈺博士的科學鑑定」視為「臆測」,更意外「李昌鈺博士的科學鑑定」比不上「刑求的自白」。

檢警偵訊期間自白的取得問題,一直是這16年來蘇案審理的關鍵,然而,即使有監察院針對三人遭刑求的調查報告,蘇案歷經14次審判,檢察官仍未善盡義務與責任針對「蘇建和三人的自白經刑求而取得」進行調查,甚而法官多以這「刑求的自白」為主要證據,判定他們三人死刑。

自白出於刑求,何以伸張正義

如此以「刑求的自白」定人罪責的方式,有如戒嚴時期美麗島事件中被逮捕的黨外人士們,他們被迫接受疲勞審訊,在各式刑求的威逼下簽下自白書認罪,以為到法庭上可以再翻供,而美麗島大審時,辯護律師團也提出需對「黃信介等八位被告自白的證據能力」加以調查。

擔任黃信介辯護律師的陳水扁一開庭時即說:「如果被告的自白是出自刑求,而非自由意志,起訴所指自有失當,就毋須就犯罪事實辯論」,即使被告們都在法庭上陳述刑求的過程,但當時軍事法官所做的判決,還是以偵訊時的刑求自白為證據定罪。

沒有想到,類似的情節依然在這民主年代上演著,2007年審理蘇案的再審法官仍根據1991年「刑求的自白」,判定三個人死刑。

不同的是,這回,法官以「刑求的自白」為被害人伸張「正義」。

判決書中,法官使用「其手段之兇殘、心態惡毒,令人髮指慘死」、「具見彼等已泯滅人性,無絲毫可憫恕之處」等文句,表達自己為何以「死刑」量刑,這些字句也讓人感受到法官跳出「被告、原告的仲裁者角色」,而是與檢察官一樣有著想為吳銘漢夫婦平反冤屈、伸張正義的立場。

尊重生命人權,司法更需審慎以對

然而,當法官如此將自己擺放到與檢察官同等角色時,也造成了司法的天平傾斜,因為司法制度除了「勿縱」、補償受害者的傷害外,司法還有「勿枉」的一面,依據證據法則、讓該負責的人負責的「勿枉勿縱」,才是人類設計「司法制度」解決社會紛爭的原始用意,法官應依「無罪推定原則」保持中立的角色、做出不偏不倚的裁決,而這也是民間團體這十幾年來透過蘇案、提出台灣司法需走出過去威權人治的願景。

宣判後,我們走回濟南教會,蘇案的辯護律師團向媒體做了簡短的發言,蘇友辰律師一度哽咽說不出話,他頻頻向大家道歉「法律人應該理性、不該如此失態」。那瞬間,我想到這十幾年來,外界質疑聲援蘇案的民間團體是「感情用事、萬一錯放怎麼辦」,然而,今天再審判決書以刑求的自白為被害申冤、拉蘇建和三人陪葬的「祭品心態」,更顯得失去法律人的理性、更為感情用事。

如果聲援蘇案的民間團體「感情用事」,那只是一份基於尊重生命個體的價值信念,當司法欲奪走一個人的生命,不該是暴力、威嚇之下的屈打成招,而應立基於科學的證據法則之上,如同巴西藝術家Marcos Zacarides在濟南教會製作的裝置藝術「慎」,我們需以「審慎」的態度面對每個生命個體,即使要用司法對他人處以刑責,也應立足科學證據、審慎以對,而非受「社會位階」的傲慢心態所支配、被「復仇之心」所蒙蔽。終結蘇案的「刑求判決」,才能讓台灣司法走出威權殘餘,民主時代的台灣也才能是一個落實「人權」的台灣。

編按〉

本文選自「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[1]」,增修前原標題為『推翻「刑求的自白」,台灣司法才能走出威權殘餘 [2]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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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2007.taiwangoodlife.org/story/20070718/334